张弘：俄乌和谈僵局背后是“三观冲突”

7月23日，俄乌第三次伊斯坦布尔和谈仅持续一小时便匆匆落幕，双方在关键议题上毫无进展，仅就战俘交换等人道主义问题达成部分共识。和谈迟迟难以突破的症结，不仅在于领土、安全等具体问题上的僵持不下，更本质的原因在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和西方世界存在的严重“三观分歧”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调和。
首先，这场冲突的爆发，是冷战后俄罗斯同西方在安全观上的必然分歧。冷战结束后，尽管国际安全环境显著改善，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仍坚持阵营政治，持续扩张其主导的欧洲安全体系。许多西方国家固守“加入北约是主权国家的自由”，无视俄罗斯的反对与警告，导致莫斯科在欧洲安全架构中被严重边缘化。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核大国，俄罗斯始终将后苏联地区视为战略核心利益区，反对北约在其周边扩张，反对西方逼迫相关国家“选边站队”。俄方将乌克兰视为自身的战略红线，在多次警告无果后，俄方在2022年2月发起对乌克兰的“特别军事行动”。俄罗斯多次强调，俄乌和谈必须触及乌克兰危机的根源性问题，要求乌克兰必须“中立化”“去北约化”和“去军事化”，要求北约承诺放弃东扩。乌克兰则坚持加入北约，坚持要求美国为首的北约向其提供战后安全保障。大部分欧洲国家和乌克兰都拒绝承诺基辅放弃加入北约，拒绝任何“割地求和”和解除武装。
其次，冲突谈判屡屡无法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，是不同国家间国际秩序观的深层结构性矛盾。换言之，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与现实主义国际秩序的碰撞，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格局与俄罗斯主张的多极世界格局的对立。俄罗斯战略界有声音认为，冷战后形成的“单极世界”正在瓦解，新兴经济体与全球南方的影响力快速上升，他们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，反对西方垄断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主导权。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 俄罗斯将自身定位为世界“主权中心之一”，称其“肩负着维护全球力量平衡、推动多极国际体系建设的独特历史使命”。自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以来，俄罗斯的现实主义外交逐渐成形，更加倾向于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外交，不惜使用武力回击西方的战略挑战。俄乌冲突三年来，一些国家开始以“二分法”审视世界，将其划分为“友好国家”与“非友好国家”。一方面，俄方坚持以实力为基础与西方博弈，既坚持短期的现实利益，也不放弃长期的战略诉求。反观西方，特朗普上任以来，美国虽然积极推动俄乌和谈，但看重的是俄乌和谈的短期停火效果，不愿意在战略层面对俄妥协。美国为首的西方仍在极力维护基于“西方规则”的国际秩序，继续在全球推广西方价值观主导的政治体系，推行自由化、全球化的经济模式，扩张单边主义的北约安全架构。
再次，冲突持续延宕的背后，还存在明显的价值观分歧。乌克兰选择拥抱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，而俄罗斯则主张维护“俄罗斯世界”的传统价值观。独立后的乌克兰将自身划入西方文明，将加入欧盟和北约视为“回归欧洲文明”的路径，并不认同“俄罗斯世界”的概念。2014年危机后，乌克兰加速推进“去俄化”，限制俄语使用、禁止俄罗斯媒体传播。因此，俄罗斯在和谈中多次提出保护俄语地位与俄罗斯族人利益、反对乌克兰极端反俄政策。泽连斯基政府明确否认乌克兰存在极端民族主义，不认可俄罗斯对其民族和文化政策的“指责”。
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积极支持乌克兰的价值观选择，从政治、外交和安全等多方面支持乌克兰融入西方世界。俄罗斯则将乌克兰的价值观选择视为战略威胁，强化与西方在价值观上的竞争。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，普京多次提及保护“俄罗斯世界”，这并非仅指向保护海外俄罗斯侨民利益，而是意在构建基于历史、语言、文化、宗教和传统价值观的地缘空间。普京在2024年瓦尔代俱乐部发言中指出：“西方自由主义已走向退化，演变为对任何替代方案、任何主权独立思想的极端不容忍，甚至为新纳粹主义、恐怖主义等辩护。”在俄罗斯看来，乌克兰及其他后苏联国家都属于“俄罗斯世界”的范畴。     
总而言之，当前俄乌和谈僵局反映了冲突双方在三个层面的结构性矛盾：一是在安全架构上缺乏共同认知基础。二是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存在本质差异。三是在价值观取向上南辕北辙。鉴于双方既无法通过说服改变对方立场，也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，解决冲突可能需要探索第三条路径，在管控危机的同时，搁置争议和冻结冲突或许是当前降低风险、减少伤亡的现实选择。（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）